问责：谁才是叙利亚偷渡男孩之死的元凶

       在男孩伏卧沙滩的照片淹没了全球舆论的时候，各个国家的主流媒体也开始了比惨旅程。悲剧并没有因为小男孩的死而终止，在世界的许多角落，都伏卧着这样的小男孩。

　　客观来说，几十年来，有无数的人因为偷渡命丧大海。和叙利亚小男孩一样的悲惨故事数不胜数，但是偷渡的人依然络绎不绝。西方媒体的统计数据显示，仅2015年上半年，就有超过2600人从北非或阿拉伯地区渡海偷渡欧洲而丧生，其中今年4月利比亚一艘载有900多人的偷渡船倾覆，数百人至今下落不明。

　　而吸引它们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而来的原因，就是欧洲幸福美好的生活。偷渡客以非洲、中东人为主。大量所谓难民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进入欧洲，不仅影响到了所在国政策制定者的担忧，也引发了众多社会问题，以至安全挑战。

　　于是偷渡已然成为欧盟国家面临的重大政治和经济课题。一些欧盟国家对接收难民的政策进行调整和限制。这被很多人视作是叙利亚男孩悲剧的肇因。

　　其实难民也分几种，主要是经济难民和政治难民。所谓经济难民就是因为所在国经济环境不好，遇到重大经济问题影响到生存，或寻求更优质生活，要到其他国家接受救济;政治难民指政治环境变化或恶化，产生人道主义灾难，才到其他国家避难。

　　对于战争产生的难民，我们无法抗拒，因为他们家园已毁，无处可去。所以欧盟国家对政治难民的接收相对宽容，但是对经济难民则保持警惕。说实话很多经济难民就是好吃懒做，想到欧盟来混饭吃。

　　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执政党前几天就对议会提议，有效区分政治难民和经济难民，对经济难民不再接收。作为欧盟最主要发动机的德国，预计今年收到的难民申请数将达80万之多!这种情况让几个月前访问北京的欧盟“外长”莫盖里尼女士将难民问题视作欧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德国对难民是十分照顾的，这也是大多数难民强烈要求去德国的原因。在德国，难民不仅可以解决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每个月还可以领取零花钱，可能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这种程度了。

　　可是正因为如此优渥的待遇，涌向德国的难民越来越多，导致德国的经济承受着很大压力，所以不再接收经济难民。

　　虽然难民给欧洲国家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但是欧盟对偷渡客的政策也已经很宽容了。比如有规定称，难民向第一个抵达的欧洲国家提出庇护申请。地中海北岸的希腊和意大利毫无疑问首当其冲。一个例子是希腊政府都破产好几年了，本国人屡次上街抗议紧缩政策。该国政府虽然多次抱怨，但面对抵达的难民，竟然还能履约给这些难民发申请。

　　欧盟的这种政策，也是偷渡客明知渡海死亡率奇高，但也要冒险一试的原因。在此背景下，欧盟已经对难民潮应接不暇，十分疲惫，不能将叙利亚男孩之死怪罪到欧盟头上，相反正由于欧盟移民政策相对宽松，偷渡者们才敢于前仆后继。

　　欧盟对难民所做的一切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无法去责怪那些接纳难民，并且给他们提供优质待遇的国家。偷渡，并不是因为他们而造成的。

　　那么到底谁该为叙利亚男孩甚至是如此多的偷渡客之死负责呢?

　　从外国媒体披露的出事原因来看，虽然原因比较破碎，但是几个基本的事实已经明晰了。比如男孩是叙利亚人，父亲阿卜杜拉带着一家人从叙利亚越境来到土耳其，没有联合国相关机构的难民注册，因而没法获得土耳其政府颁给难民的出国签证。

　　这样，合法出境的路行不通;他们也曾向加拿大提交过避难申请，因为有亲属在加拿大，但加拿大认为其不符合规定，驳回了请求。投亲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因此，走投无路的阿卜拉只能带着一家人偷渡。因而有舆论认为土耳其、加拿大方面该为此事负责。加拿大政党和媒体确实在进行反思，甚至有人呼吁应立即给叙利亚难民1万签证。

　　不过这对此时的阿卜杜拉而言可能并非所需。他将男孩艾伦的尸体下葬后，表示要呆在原籍，“与家人在一起”。

　　虽然加拿大和土耳其方面应该对此事负责，但是总觉得这并不是根本原因。我们要找的根本原因不应该是阿卜拉一家为什么要不惜一切地逃出叙利亚么?

　　据报道，阿卜杜拉早在5年前就从叙利亚来到了土耳其。英国媒体称，小男孩出生后他把一家人接到伊斯坦布尔，不过生活雪上加霜，阿卜杜拉便将家人又送回叙利亚家乡科巴尼。没想到遭到ISIS炮弹袭击，只能又逃回伊斯坦布尔，居无定所的他最终决定铤而走险。

　　既然合法去欧洲不行，去加拿大投亲也不行，阿卜杜拉就把一家人的身家性命“押给”了蛇头，交钱上了开往希腊的偷渡船。到希腊克斯岛只有10分钟的海路，然而航行了4分钟就遇险。

　　阿卜拉绝不会想到自己这么倒霉，十分钟的海路居然都出事了，而且更可悲的是，全家都死了，就剩他一人活着。

　　英国已经有政治家批评阿卜杜拉对家庭不负责任，盲目追求所谓的美好生活，而将幼小孩子的生命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甚至使用了“贪婪”一词。

　　从阿卜拉的情况来看，他并不属于经济难民，是因为恐怖分子袭击，生活不安全所以他才选择离开叙利亚的，说他贪婪似乎有些过了。

　　阿卜杜拉其实是成千上万个希望到欧洲安身立命的偷渡客之一。面对众多媒体，这位父亲从没提到过偷渡的非法和风险，只是强调他孩子的漂亮和无辜。

　　不少报道忽视一个细节，阿卜杜拉一家是库尔德人。这是一个相对悲剧性的民族，与阿拉伯人、犹太人、波斯人构成了中东4大种族，其他三族已经建国，库尔德人却分属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统治。

　　他们在这些国家都是少数民族，除了在伊拉克有较好自治地位之外，在其他国家的库尔德人命运多舛。这也是他在叙利亚待不下去的原因之一吧。

　　阿拉伯之春后，民族自决意识随着民主化潮流而再次觉醒。库尔德武装力量与土耳其等国博弈，希望独立建国，此事一直成为包括土耳其在内的中东多国的心病。而ISIS的崛起正好与库尔德人生存区域有交集，大批库尔德人成为难民，阿卜杜拉一家逃亡土耳其也有这种政治背景。

　　在ISIS面前，他们只是弱小如蝼蚁的生命，除了逃离他们没有更好的生存方法。

　　所以，将小男孩之死的悲剧认定是阿拉伯之春带来的祸患也并非绝对合理解释。阿拉伯之春与ISIS的产生没有必然的逻辑链条，相反，阿拉伯之春推崇的是政治经济全球化、民主化，而ISIS是宗教保守化、极端化，两者本质是格格不入的。

　　阿拉伯之春不会必然产生ISIS，此类原教旨主义的组织一定是需要数十年的宗教渗透与思想沉淀，才会发展得如此极端。

　　ISIS只是借助了阿拉伯之春后的乱局乘势做大，本质上是所在国政治一直缺乏治理能力、经济发展动能不济、小规模军事冲突不断导致的社会安全环境长期严峻所造成的。即使没有ISIS作乱影响库尔德地区，像阿卜杜拉一样的当地人依然是联合国救助机构登记注册的“常客”;像阿卜杜拉孩子一样的可爱儿童也时常成为各种灾难的牺牲品。

　　从民族到战争，生存环境决定了库尔德人民的命运。同时也折射出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是多么重要。如果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不能提供基本安全保障，人民就会弃他而去，当面临诱惑想要成功时，总要用几个悲剧去偿还。而叙利亚的小男孩就成了这场追逐诱惑游戏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