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为什么12月24日首发的新闻报道来自《安徽商报》，贾丽发给《市场星报》的稿件却没能见报呢?

　　其实，在埇桥区“有关部门”运用资源，找关系托人“灭火”的同时，另一股力量也在发力。

　　宋庙小学马校长在发现记者采访后，立即打电话给捐资助学方代表、某银行合肥分行工会汪副主席。汪副主席十分紧张。他明白，一旦事件曝光，他们精心组织的这场捐助活动一定会引发公众质疑，势必会给银行带来负面影响。汪副主席马上开始了人脉搜索。他找到银行一业务部门的总经理，该总经理给与《市场星报》同属一家出版集团的某国际经贸公司副总经理打电话，请这名副总经理出面说情，让《市场星报》不要报道。该副总经理随即打电话给《市场星报》总编辑，称某银行是公司重要合作伙伴，希望不要报道。于是，12月23日晚，在《市场星报》的选题会上，当讨论到贾丽的报道时，该总编辑以种种原因为由，决定不见报。

　　《市场星报》这边看似一切都搞定了，但令所有“舆论公关”者猝不及防的是，2015年12月24日，《安徽商报》刊出了《学校要求受助贫困生出钱请吃饭》的报道，迅速引发媒体跟进，舆论一片哗然。赵康出于个人原因考虑，选择了只署“本报记者”，而不出现真名。

　　行文至此，人们不禁会问，一篇普普通通的监督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从中嗅出了可利用的价值，又是什么样的人会付出比处理事件本身多得多的努力，想要“摆平”舆论监督呢?